明星的悲剧启示谈谈明星的陨落用自己的感情
青春是生命最旺盛的华章，然而，很多人在少年时期会产生对死亡的莫名恐惧。说它非理性，但其中似乎有相辅相成的关联。论自然规律，青春乃生命绽放的起步，但青春期的自杀率却远高于其他年龄段。你可以说青少年心智不成熟，但不可否认，死神离青春其实并不遥远，有时就一念之差。
希斯莱杰
明星的自杀多半不是因为走投无路，由于他们的形象被美化并放大，他们的生活也往往过得无比炽烈，充满了性和毒品那种欲死欲仙的体验，实乃生与死的混沌与混合。从如此澎湃的洪流中走出来，正常的生活便十分乏味无趣，仿佛是将生命中的过场戏无限延长了。
希斯莱杰的小丑
据报道，希斯·莱杰因误食处方药而身亡，而因吸毒过量致死的明星则不胜枚举。27岁饮弹身亡的摇滚歌星柯特·科本一语道破奥妙：“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其生活方式的危害，而是他们跟我们普通人的理解角度不同，我们眼里的“危害”，他们看来则是“从容燃烧”。
如果说，普通人的生命如同一个火把，从点燃到烧完需要一个过程，他们的生命则更像是一束烟火划破夜空，在最美丽的瞬间消失殆尽。有人可能说，这是不珍惜生命，但他们会争辩，他们那一闪胜过一辈子的烛光摇曳。
《特洛伊》中的布拉德·皮特
古代希腊英雄阿基琉斯(在《特洛伊》中由布拉德·皮特扮演)曾经面对类似的选择：母亲告诉他他的生命有两条路，一条是回家过安稳而长寿的日子，另一条是战死沙场并取得不朽的声名。阿基琉斯选择了后者。这是一种人生境界，是少数人的境界，反衬出大众的碌碌无为，换个角度，也可以说用自己的感情用事铺垫了多数人的理性稳健。
《特洛伊》
并非每个明星早夭都是出于高潮的刺激，中性美的开山鼻祖鲁道夫·范伦铁诺丧生病魔，终年31岁，五万粉丝涌上街头，为他哀悼。早年，病故的明星不限于娱乐圈，英国三大浪漫派诗人拜伦积劳成疾魂断希腊军中，雪莱溺毙，济慈死于结核病。他们的早逝有一种哀惋而无奈的美，跟行为艺术式的死亡有所不同。其实，诗人的早逝要比明星的早逝更具哲理意味，也更易被浪漫化，毕竟，明星需要假借角色以呈现自己的魅力，而诗人可以直接将其感受付诸笔端、用真我感染读者。
阮玲玉
从受众的角度，偶像在万丈光芒中倏然消逝，惊讶之余能令人沉思生命的无常。在莎士比亚年代，大量诗歌都以青春的短暂和生命的多舛为主题，得出的结论便是应及时行乐。正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偶像，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早逝偶像，我们会叹息阮玲玉、林黛玉，但真正让我们震颤的，是张国荣的纵身一跃。
阮玲玉
明星猝死，我们的八卦心理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放弃生命，但我们内心还有跟明星高度认同的主观愿望，不希望了解真相，因为真相会让我们更加恐惧死亡，更加直面人生的残酷。因此，我们总愿意在这个时候将早逝的明星神圣化，以当作心理防御。对于那些燃烧自己的事件，我们也总是做出人格分裂的反应：用崇拜来抒发内心的羡慕，用惋惜来展示自己的人情味。
张国荣
马克·吐温写过一篇小说，讲一名画家在略有知名度之际，放出风声，说自己死了，于是乎，他的身价猛升。死亡能制造真正的绝品。陈晓旭病故，大众便断定她的林黛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死神的威力，没有道理可讲。每当有名人亡故(尤其非寿终正寝)，媒体总会贴出“最后一个某类型人”的标签。死神非但能将形象定格，而且将之放大和加深。当然，在我们眼下这样的速食社会里，哀悼是为了更快地遗忘和推陈出新。
陈晓旭
早逝的明星有男有女，但早逝本身似乎也有阴阳之分。那些纵身一跃的火爆行为很阳刚，很悲壮，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则让人黯然神伤，引发葬花似的悲悯。前者是典型的生死同体，在决斗、古代欧式荣誉观、战争等行为中被正名被演化;后者也有仿效者，俗称“维特效应”，源自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走红后，粉丝模仿维特的穿戴和自杀方式。“维特效应”在梦露去世后有所反应，据说美国的自杀率上升了12%，而八十年代山口百惠电视剧风靡神州时，死了又死的百惠角色也引来一些步后尘的少女，不时见诸报端。
陈晓旭
同是悲剧，千回百转的死和轰轰烈烈的死属于两种性质，前者是中国式悲剧，悲悲切切哭哭啼啼折射出对生命的流连;后者是古希腊悲剧，将美好砸碎给人看，碎是必然的，是美好的体现。
在莎翁年代，影像技术尚未问世，保留青春美艳的两条路一是传宗接代，二是诗歌绘画。莎翁为此写下了大量十四行诗。在媒介发达的今天，“留下”的新解是“镌刻”，将美好的形象永久地刻在大众心目中，那才是战胜死亡的杀手锏，而对于某些人，这杀手锏本身就是在绚烂中轰然陨落。
#头条创作挑战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