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深受佛法的影响，为何却排斥佛教呢？

819年元和十四年正月，唐宪宗派使者去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览奏后非常生气，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将他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被贬后，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自己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其二是用世观念。韩愈对佛教最为耿耿于怀的是“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佛骨表》)，“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原道》)。“韩愈用‘清净寂灭’四字来概括释氏宗旨，……他承认佛氏之教之‘高’，但不切于实际。先王之教注重修己治人，化民成俗，是非常切近的日用伦常之事。佛家追求涅槃，在务实的中国人看来是不可能和不近人情之事。”韩愈极尊崇孟子，谓其能拒杨墨，功不在禹下，说“释老之害过于杨墨”，“他的排佛，完全从人的实际生活的角度，来纠正六代隋唐以降祀佛以求福田利益的虚妄和庞大的浪费。”佛教在唐代的盛行，数量众多的僧人占据大量良田、不事生产、不为婚嫁也是事实。但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用纯粹“唯物”的观点抨击佛教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的弊端，而没能发觉佛教在解除人类精神苦难、提升人类精神境界中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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