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生活小常识别了中年以前
我出生于60年代中期，那是整个中国都不富裕年代，甚至饿死人的情况都有发生。小的时候，我最看不起父亲的地方，是他的虚伪，说两件事足以佐证。
（当年的烟长得这样子）
我家的柜子里有两种烟，一种是好像叫“翠竹”，年代太久记不清了。但是能记住它的价格，九毛九一盒，差一分钱就是一块钱。还有一种两毛八的“雅兰”。“翠竹”，柜子里有两盒，差不多整个屯子就这两盒。“雅兰”则有一条，就是十盒。“雅兰”我见别人家也有，但是“翠竹”绝对没有。在吃不饱饭的年代，香烟绝对是高档奢侈品，就是今天土豪富人的象征。
农村人爱串门，不像城里人，住着对门老死不相往来。每当有客人来，东北没有喝茶的习俗，递烟是流行的礼仪。我刻意观察过父亲对这一礼仪的不同处理方式，因为我在意香烟的价格。凡是大队或者公社干部来，父亲就用“翠竹”招待，要是普通邻居或亲戚一律就是“雅兰”。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直到今天我对教育有一个观点仍然不会改变：身教永远大于言传。渐渐地长大渐渐地思考，我发现父亲说的和做的对不上号，明明是这么教的，可是他却是那么做的。父亲身体不好，家里的体力活比如挖菜窖割柴禾都是求别人干。帮你干活的人都是关系好的邻里，但是他们的待遇仍旧是“雅兰”。
来人拿烟的时候，父亲有时并不亲自动手，会指使我或我妈。有一回好像是X姓大哥来，父亲仍旧带着一脸模子刻就的喜悦春风，以惯用的素常听起来诙谐亲切语调对我说，“快去把雅兰拿来兰一兰”！我不知怎么忽然就讨厌起父亲这张脸，在我的记忆里，X姓大哥对我们家实心实意，但凡活计从不偷懒，他理应享受“翠竹”的待遇。带着这种反抗情绪，我没好气把烟递过去。父亲感到诧异，X姓大哥也颇觉难为情，他的表情至今记忆犹新，可能认为我舍不得给他抽“雅兰”。但父亲毕竟老道，话题一转就岔过去这尴尬场景。
这件事是无法解释的，无论对于父亲还是X姓大哥，却在我的脑海里埋藏至今。
（好无奈啊）
父亲是生产小队会计，属于农村干部。毕竟一个生产队，就一个队长，一个会计。也就是说，父亲属于农村里的上层建筑，这也就是我说的另一件事。
小时候我读书是认真的，对于“势利”一词过早就进行了研究。做人必须要诚实，不只老师，父母也是这么教育。但很快我就发现父亲表里不一，他对领导，同事，以及乡亲邻里的姿态表现大相径庭。比如笑容，尽管他待人总是以笑脸相迎，但我能分辨出每一种笑容的不同。领导来，他的笑是近乎献媚的，同事来，他的笑是礼貌放松的，只有与乡亲邻里他的笑可以真实，不用隐藏。
这在我成长记忆中很多年令我心情不悦，直到中年以后方才想通和认可。不自觉地，我沿袭了父亲这种待人接物的方法，甚至继承了他的笑容。
中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我完全是我行我素的走法，固执坚定地认为，人活着必须真实。关于来往礼仪，从来不做刻意，亲疏远近，一视同仁，认识就是朋友，遇见就是兄弟，有钱今天就花，别管明天谁来。从来不留好烟好酒等谁，既然是朋友，有啥吃啥，没啥别挑。什么你的我的，但凡物质都是用来祸祸。这种思想指导的人生，能攒下钱么，虽然一无所有，却觉得非常牛逼。
此处不是重点，致命伤是叫真即真实。举一个例子，1984年，我还不到20岁，我刚辍学。由于有一些文学爱好，也爱写点新闻报道。结果有一篇触怒了乡党委书记。那时候不像现在，别说互联网手机，连私人电话都没有。就算是县委书记，也都从广播喇叭里听消息。
那时候刚实行分产到户，但是乡干部还是要包村督促农业生产，我们村是个乡里副书记包点。虽然包我们村，但毕竟是乡干部，全乡情况应该都掌握。春播时候，他提供了我播种数据，我就写了一篇播种进度快的稿件投寄给县广播站，第二天广播大喇叭就播了。县委书记听着了，他一听数字很兴奋，马上就坐小吉普车奔我们乡来了，计划全县搁这开春耕生产现场会。
但是我们村包点的副书记掌握数字有误，以讹传讹就成了造假。要是没有县委书记来，这事也就过去了，我还得一块钱稿费。但是这等于打乡党委书记的脸哪，他姓王，名就不说了。王书记从别的乡镇调来，也来我家吃过饭，看我有点文化，还说要把我调乡文化站上班。就在这节骨眼上，出了这事。
他也有使用广播喇叭喊话的特权，现在来想广播喇叭真是好东西。什么电视，电话，手机，微信，互联网啊，啥也不如当年的广播喇叭，从中央到地方，一下全知道。我记得王书记那天晚上，就是通过广播喇叭，让全乡人都知道了我的名字，他可能也喝了酒，嘴里不干不净，足足骂有俩钟头。
（我当时决定不哭来着）
这事，要是搁今天的我，说不准当晚上就给他赔礼道歉去了。第一，咱确实有错在先，别管谁提供的数字，没整对不是。第二，他和我父亲年纪相仿，就当老人骂孩子，骂完就拉倒呗。再说农村干部，有农村干部的客观做法，不能用刻板统一的文化标准去衡量，更不能用书本知识。人如果从50岁往回活，都能成将军。现在我过50岁了，这个道理懂了，但是再也回不去20岁。20岁有20岁的逻辑思考和行动，那是我的奇耻大辱，我必须要为自己平反。我就不信，你能掌握广播喇叭，但是你能掌握《红色社员报》么。
（我的处女作处女地）
《红色社员报》是《吉林日报》针对农村办的一张报纸，在农村家喻户晓，后来改称《吉林农民报》。我是《红色社员报》的特约通讯员，也给他们供稿。于是，我把此事原委和盘托出，洋洋洒洒写了2000多字，《我们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打击》，被编辑在二版头题，还加了编者按和副标题——来自一个农村业余通讯员的呼吁。我真名实姓，王书记被冠以“乡党委主要负责人”，说不说名都一样，谁都知道是他。
后面的事我想就不用我说了，这也是我始终在老家没有任何出路的根本原因。我反思过，说真的，今天我不怪王书记，虽然他后来当了副县长，听说因肝癌去世。没有报应一说，我父亲也是肝癌。曾经有三次机会，我在县里和乡里的统一招工考试中，都名列第一，但是都没有被录取。都不是他管辖范围，他有没有能力左右我不知道，但是就我的知名度而言，不会给我带来好运气。谁敢录用你啊，换位思考，就算我用人都不敢用我，说你两句就上报纸了。那个年代，媒体是稀有资源，王书记没让我一篇稿子撸下来，不知道背地里做多少功课。咱只想着自个委屈，人家不知付出了何许代价。
这件事在我的人生中记忆深刻，直到今天，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重新打量当年的自己。由开始的愤恨到心平气和，甚至后来的歉疚。吾日三省吾身，我知道我在进步，人必须进步，哪怕日拱一卒。不只是这件事，每件事都有看它的不同角度，不能用统一的度量衡制式。人生的成长中，任何人都无法前置阅历经验，所以该摔的跟头必须摔，不摔不体会疼痛，也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姿势往起爬。
对于生命和生活，无论长幼，每一个人都是小学生，没有人曾经活过一次重新来过。很多时候，我痛恨自己曾经的无知，冲动，不计后果，不成熟，不稳重，不老谋深算，不忍辱负重。我不是为自己辩解，那时我真的不懂。就像为人父母，谁不是第一次呢。
在我读懂父亲的年龄里，那些年我像父亲一样活着，尽管变化了场景，但不曾改变方式。可是我必须如此，老婆孩子等着我养，我要买车买房，尤其漂泊在这背井离乡的城市。偶尔反观自己不觉暗暗发笑，就像那首歌中唱到，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但这并不使我快乐，这种循环往复的逻辑总是让时刻想要逃离。
我仍是不擅长说假话，套话，以及应景和敷衍。据说，人不能向往深渊，总有一天你会掉进去。我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又回到了中年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