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人口史看战争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
从中国人口史看战争：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野蛮史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开篇的第一句话，纵观中国历史，从夏商统一，至春秋战国，后又是秦一统，再是东汉末年分三国，每一次分和，及是战争，为什么说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野蛮史，可以说人类的进步总是伴随着战争的。 另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古代没有精确统计，唯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中国“人口史”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大起大落。西方的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万。14世纪黑死病与社会动乱造成人口急剧下降：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一半，常见的说法是减了三分之一。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战争波及地区人口大约损失了三分之一，而所有者几次危机或者说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并无关系。
中世纪版画《死亡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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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山车般的人口增减
而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崩溃时期的断崖剧减更是骇人听闻，人口数量就像过山车一样大开大合。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紧接着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合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
西晋统一只维持了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还没有喘息多久，又是战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4600多万人。但是接踵而来的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了。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当时的最高峰值——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但是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纷争，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跳水式的剧减70%，降为1692万。
张献忠坐像
到底有没有“七杀碑”?
“七杀碑”是民间长期以来流传的一则关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传闻。据说，张献忠杀人如草，还特别立碑明志,上书“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也就是有名的“七杀碑”。更据说，49年以前此传闻天下皆知，作家田闻一在采访中特别提到，这块碑一直保存到解放初,他父母那辈的都见过。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网络的发达，学术成果在民间的传播交流远胜以往，已经有众多专业的或业余的论者指出过，考古发现的所谓“七杀碑”上并无一“杀”字，与传闻截然不同，实为张献忠“圣谕碑”(“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可见“七杀碑”实为清统治者为诬蔑张献忠而散布的流言，并且，此流言影响之大，足以证明在清朝的严厉思想控制下，“众口皆碑”道出的未必是事实。
老实说，川人的确不是张献忠一家可以杀光的。尤其是张献忠发狂地进行灭绝性屠杀是在他败象已露、绝望挣扎的顺治三年，那时张献忠早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是明将曾英控制，以嘉定(今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则是明将杨展的地盘。张献忠屠刀所及的已经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带。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军屠戮、贼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
广汉公园内的“圣谕碑”
事实上那时的四川何止“官军”与“流寇”，机制崩坏失序以后人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下，为了自利乃至仅仅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社会生态几乎已如那句老话：“人对于人是狼”了。人类花费很久积淀下的文明一朝一夕便能荡然无存，它的脆弱性我们往往估计不足，纵观大历史“进一步退两步、甚至退十步”的时代比比皆是，长官意志导致的历史弯路，是以多少生命的灰飞烟灭作为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