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是什么时候开始衰弱的为什么乾隆一退位
大清是什么时候开始衰弱的？为什么乾隆一退位就天下大乱了？
大清是什么时候开始衰弱的?为什么乾隆一退位就天下大乱了?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湖北白莲教徒正式举义反清，然而清廷年号虽由乾隆改为嘉庆，但实际上清高宗却仍然执掌朝廷大权。而“康乾盛世”之名犹言在耳，千古明君的乾隆皇帝也未龙驭宾天，可似乎随着年号更易，大清的盛世就似是如风吹雨打去。
事实上，从乾隆中、后期开始，整个清廷的统治就显现出了不稳定的态势——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起义，四十六年、四十八年甘肃两度出现反清战事，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
这些起义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倘若真是太平盛世，又岂能会出现这样规模不小，需要出动如福康安这等名将的内地叛乱呢?
要知道清朝中前期的地方安定之策，是以“州县自安，官民联防”为核心——即弹压地方民变匪乱，职责在本地绿营和团练，若平叛不顺，才需要向督抚请援，开始调动一省之力进行围剿，唯有在省级清军调动下都无法剿灭叛军，清廷中枢才会开始调兵遣将。
也就是说，大量的小规模民变匪乱其实还未上达天听，就被地方安定力量所剿灭，唯有地方不能平定的“大患”才会引动朝廷干预。
事实上，在乾隆之前的康熙、雍正二朝，能让清廷从中央调兵遣将，汇聚大兵的战事，多是如三藩之乱、西征准噶尔这个级别的战争。
乾隆中后期的接连内乱，可以说在彼时的“清朝之累”已及“难返之地”——此后的天理教之乱、太平天国之乱的祸根亦是从乾隆时期种下。
·壹····
“谷数较于初践祚，增才十分一倍就。民数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以二十倍食一倍，谷价踊贵理非谬。谷贵因之诸物贵，何怪近利居奇售。”乾隆四十八年，爱好写诗的清朝高宗皇帝弘历写下了这首《谷数民数》。
而这首七言绝句的背景则是乾隆中后期以来，腾贵的物价和繁衍愈多的人口。
顺治八年，清廷入关未久，当时治下户口根据统计为人丁10,633,326户，但这个账面数字不过是清廷中枢所掌握的纳税单位，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户口。
但到了乾隆年间，由于经历康熙、雍正两朝的“滋生人丁(人头税)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两项改革，对于勋贵士大夫而言，隐瞒人口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所以到了乾隆年间，清廷一改此前的“纳税户口”的人口清查制度，更张为了近于现代的以“人口”为基本单位的普查方法。
乾隆六年，清廷治下总人口经统计为143,411,559人，但到了乾隆四十年，清朝总人口却已经增长到了264,531,355人——当然考虑到清廷的政治管制能力，再加上乾隆以来的流民滋生，这样的人口统计数据其实仍于真实情况大有出入。
但哪怕如此，短短三十四年内就增长了超过一亿人口，这对于处在中古时代下的大清王朝无疑充满了压力。
钱泳在《履园丛华》中记载了从康熙到乾隆末年的苏南物价，康熙末年的平时米价每升七文，在康熙四十八年遭遇旱情后每升米则涨到了二十四文，而乾隆初年的平时米价虽然相较康熙末年涨幅了不少，但也不过每升十余文，可等到了乾隆五十年遭遇旱情时，每升米竟然上涨至五十文，而等到灾情过去，米价则常年在二十七文到三十四文间徘徊。
同样生活在乾隆时代的汪祖辉也提到，浙江一斗米的价格从乾隆十年时的九十余文高涨至了乾隆五十七年的二三百文之间。
而田亩的价格也随着粮价越来越高，顺治时苏南一亩田地价格不过二、三两银，至康熙时升至四、五两银，而到了乾隆末年则价高至五十两。
也就是说从康熙末年到乾隆末年的百年之间，江南的米价在平时竟然增长了两倍到四倍——而米作为封建时代民众的生活必须品，其“量大且刚”是观察当时物价最具代表性的商品。
而在大米之外，其他物价也水涨船高，以至于时人惊奇的评价到“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果蔬无一不贵”。
一面是物价腾贵，一面同时也是民众大面积的贫困，在马戈尔尼使团记录的出使清廷的记录之中，有着大量的类似描述——“在普通的清朝市民里，看不见英国市民常见的大肚腩，事实上他们十分瘦弱”，而为了抢夺使团抛弃掉的鸡鸭鱼肉和茶叶，围观的清朝人会纷纷投入到水里，游去争抢。
为了求得生存，贫困的清朝人民不得不离开原籍，去其他地方寻找一线生计，但到了乾隆年间，腹内各省早已人满为患，东北和台湾虽然还有大量的土地可供垦殖，可由于清廷对这两地的特殊考量，一直要到同治末年甚至日俄战争之后，才开放这些地区的垦殖禁令。
(晚清民众)
事实上，川楚教乱的根源，就是因为百万无业可为的流民聚集在了川楚之交的地带上进行“无照垦殖”——清初顺治时虽然就开始实行“垦政”，可地方官府在“招巧流民”之后，流民需要获得“垦照”才能进行荒地的开垦并享受一系列的“垦荒福利”，但事实上出于管制考量和笼络士绅，一般升斗小民很难获得“垦照”，唯有富豪士绅之流才能享受这一样政策。
一面是物价飞涨，一面是活路难找，可清朝民众的苦难远远不止于此，乾隆中衰也不只是清朝社会的自然演变。
··贰···
清代巡抚的合法年收入是一百五十五两，两江总督的合法收入为一百八十两，而在雍正元年时，清世宗要求各地督抚上报收受“陋规”的情况。山东巡抚表示，其人陋规年入为十一万余两，广东巡抚则称自己每年收入为六万余两，河南巡抚则表示一年陋规为二十万余两，两江总督亦称一年陋规收入为近二十万两。
也就是说，哪怕陋规收入最少的广东巡抚，其灰色收入也是合法收入的数百倍之多，而如河南巡抚、两江总督则越千倍不止。
雍正阅览之后，对时任广东巡抚的年羹尧御笔亲批写下“览尔所奏，朕心甚悦。全是真语，一无粉饰...”之语——作为夺嫡的胜出者，雍正曾经办皇差多年，不管是京中规矩还是外地细务都有所了解。
(晚清民众)
可在此之外的贸易顺差和白银涌入等所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则远远超过乾隆皇帝的认知——乾隆皇帝承继了雍正皇帝对待西方的态度，不仅对彼时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传教士”大加限制，甚至直接禁绝了西方洋人来华的合法通道。
而对于这样的政治思考，乾隆亦有诗曰：“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俱增哉。”
相对于清朝自雍正以来对西方的保守封闭政策，西方人士却依靠着自明朝以来，在中国的经营，而对明清时代的中国有着清醒的认知——例如西人所著的《中国新史》，用了巨大的篇幅讲解了清初北京各部院衙门的职能和政治规则，其中全面之处，甚至还超过了许多当时底层清朝官员的对本朝政治系统的认知。
在这样的积累下，等到英国从北美的战争中抽身，完成了对印度的统治巩固后，自然可以在知己知彼而彼闭目听塞下，仗着坚船利炮叩门大清——毕竟这个看似庞然的大国虚实，他们早就洞若观火。
而清朝的衰弱，早在马戛尔尼访华时，就观察到了所谓“乾隆盛世”下的清朝是如何虚弱不堪——那样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时代都能被称之为“盛世”，经历了百年“静滞不易”的政治后的清廷，又怎能为大英所忌?
所以晚清以来的国耻，其实早在乾隆时期便已种下根由，而自乾隆以后的清朝诸帝，一代不如一代，又如何能刷新政治，达成中兴气象呢?
道光登基之初，意图仿效雍正，整顿吏治，再来一次“火耗归公，反贪养廉”，但却招致满朝文武的反对，最终道光皇帝为朝臣恐吓所阻——这也就意味着，传统清朝体制下的最后一次政治刷新努力宣告失败。
